黎存信
  用“你方唱罷我登場”來形容泰國亂局,可謂允當。黨派鬥爭持續升級、街頭政治輪番上演,在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之際,軍事政變如期而至,再次演繹出泰國“政變—選舉—再政變”的經典劇情。從上世紀80年代結束軍人政治恢復“民主政治”以來,這個國家先後發生了3次軍事政變。撕裂、衝突、仇恨、停滯,泰國民主的亂象,正在挑戰習以為常的民主化理論命題。
  “究竟是民主病了,還是得了民主病?”有人這樣發問。無論是“紅衫軍”還是“黃衫軍”,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,他們都宣稱是“為了民主”,都標榜自己是推進民主的使者。然而,人們所抗爭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,就連《華爾街日報》也發表評論說,反對派決定通過使國家變得無法治理來奪權上臺,這種行為正是“不忠誠反對派”的標準定義。
  試想,如果只認黨派屬性、無視公共利益、踐踏基本共識,凡是對方支持的就要反對,凡是對方反對的就要支持,為了選舉勝利可以無所不用其極,那麼黨爭極化勢必讓社會陷入撕裂和衝突的深淵,亦必會形成一個失去治理能力的“否決性體制”。這也恰好印證了政治學的一個經典判斷:當一個社會缺少底線共識,選舉民主只會加劇社會撕裂和階層衝突。
  放到世界歷史進程中來看,泰國面臨的問題並非孤本個案。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,世界進入所謂的“第三波”民主化浪潮,讓西方一些學者發出“歷史終結論”。然而,幾十年過去了,一些國家深陷內訌泥潭而失去決策能力,“自由民主”成為“無效民主”,又重回“威權主義”;一些國家則出現治理失敗,民主之花開出宗教之果,飽嘗“民主的壞脾氣”。剝開西方輸出民主的華麗外衣,是時候認真思考托克維爾的告誡: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。
  前不久,《經濟學人》的封面文章“民主怎麼了”,表達出世界範圍內的普遍焦慮。誠然,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傳承、社會結構和文化土壤,怎麼會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模式呢?“橘生淮南則為橘,生於淮北則為枳”是盡人皆知的朴素道理,人類的文明史上,也沒有一個民族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、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一針見血地指出,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。
  無論是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,都為這個判斷提供了有力證據:國家之間的政治分野,是政府安邦定國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。關於制度選擇與文化土壤的關係,盧梭曾經做過生動比喻,“正如建築家在建立一座大廈之前,先要檢查和勘測土壤,看它是否能擔負建築物的重量一樣”。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和民主形式,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、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,生搬硬套別人的制度模式,就會畫虎不成反類犬,不僅不能解決實際問題,反而還會因水土不服造成嚴重後果。這樣的例子還少嗎?
  2013年皮尤全球態度調查顯示,85%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“十分滿意”,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%。我們是一個學習型和反思型的民族,也應該從一些國家的民主亂象中認識到:我們走自己的路,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,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,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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